當你的臉不再是你的臉 Deepfake製作A片讓人憤怒 立委忙修法 但法律能夠幫到多少呢【牛虻專欄】

文/莊智程

先前,小玉以Deepfake技術將多位知名公眾人物的樣貌「移花接木」到A片主角身上,並以此營利,造成軒然大波。有些人從肖像權的角度出發,批評小玉把別人的臉當成牟利工具;有些人從性剝削的角度出發,指責他對於受害人心靈造成無法彌補的創傷;有些人則關注到Deepfake技術的危險性,擔心監管不足會導致人們無法辨別資訊真假。無論基於何種理由,多數人都不認同小玉的所作所為,立法委員們也順應民意,準備修法加重刑責。

然而,同樣的悲劇只要修法就能避免嗎?為了個案而創設法律,是否反而忽略掉背後的問題脈絡呢?如果我們是真心希望解決問題,而非讓修法成為政治作秀,就必須嚴格審視、謹慎評估,不能又讓事情變成雷聲大、雨點小。

立法委員林昶佐昨日於立院提出《刑法》與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修正案,增訂「侵害性隱私」罪章。此外,林昶佐也表示:「現在科技發達,無須散佈即可對受害者產生難以抹滅之傷害。故草案中明定只要向特定人或多數人提供,包含特定少數人及私下一對一傳送,皆觸犯侵害性隱私罪。」

侵害性隱私罪,立意雖好,但不免引起一些讓人質疑的問題。

如果影片註明是偽造的

如果用Deepfake技術偽造侵害性隱私的影片,但在影片中明白寫出影片並非真實,這麼一來是否仍應處罰?關鍵在於,侵害性隱私罪所保護的法益,是否除了被害人自己「真正的性隱私」以外,還包括影像所呈現的「非被害人的性隱私」(例如臉)被嫁接在他人的裸露身體上,所造成被害人情感上的不悅。倘若法律保護的是性隱私,則偽造A片中僅僅出現被害人的「臉」,不涉及性隱私;倘若法律保護資訊的真實性或被害人的名譽,則影片註明偽造,理應已能避免侵害上述利益。從保護被害人的觀點來看,若要讓法律真的發揮作用,似乎必須更重視的是被害人的感受問題。

如果被害人根本不知道影片存在

但從個人法益面思考,會產生一個問題,如果被害人從頭到尾沒看過影片,甚至不知有影片存在,則對被害人有何傷害可言?一種解決方式是,將這種傷害看作「潛在的」或「間接的」,雖然被害人目前沒有看到,不代表有朝一日不會流通到被害人手中,即便被害人從不知曉,光是有人看過影片,就可能對被害人造成間接的傷害;以上是否能言之成理,見仁見智。另一種解決方法是,將侵害性隱私,同時認為侵害社會法益,但這是一條危險的路。民國八十八年修法,讓「妨害性自主罪」與「妨害風化罪」獨立開來,揭示前者係侵害個人法益,後者係侵害社會法益。蓋若將妨害性自主視為侵害社會法益,則被害人主體性蕩然無存,處罰是因為「社會不容」,而非「個人權利受侵害」。將侵害性隱私染上社會法益色彩,是否又走回這條老路?一方面導致被害人的消失,一方面又再度強化社會將「性」視為「不雅」的嫌惡態度。

私下一對一傳送要處罰嗎

如果影片只有在兩人私底下互相分享,按照林昶佐委員的見解,似乎這種「一對一傳送」也要納入處罰範圍;如此一來,不禁引人思考,取締這種私底下傳送的可行性到底有多高?而他們所造成的傷害是否真的大到需要動用法律?單就法律宣示「打擊犯罪」的效果而言,或許不全然徒勞無功,但這是法律取代了道德教化功能,其意不在於確實執法,而在於向民眾宣示「這麼做是錯的」。另外,如果將被害人的性隱私向他人傳送的話,可能擴大對被害人造成的傷害,並增加性隱私被擴散給越來越多人的風險,這雖然蒐證不利,但給予被害人多一份法律工具的保障,或許依然有一定的幫助。

侵害肖像、聲音造成的其他傷害

以上討論都是著重在「性」方面的侵害,然而這次引起風波的Deepfake技術,並非只能用來偽造A片,同樣也能在其他方面製造假訊息。舉例來說,有人可以透過Deepfake偷天換日,讓政治人物說出自己從沒說過的話,進而誤導選民的判斷;心懷不軌之徒,甚至可以輕易假造犯罪影片,栽贓他人。以上濫用造成的傷害,未必小於「性」方面的損害。較輕微的,每天在網路上都能看到,有人把政治人物做成諷刺的迷因,把頭像嫁接在卡通人物身上,繪製醜化的漫畫等等,這雖與Deepfake擬真的偽造有所差距,但實際造成的傷害,又該如何看待?

除了肖像以外,聲音也能成為不肖份子運用的材料。舉例來說,有些人搜集了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發表言論的大量聲音資料,並製造出聲音的「產生器」,拼裝各種本人未曾說過的話。我們也能假想,一部A片並不冒用他人肖像,卻只是冒用他人的聲音,這既然是現代科技真實能夠創造出來的,法律何以能眼不見為淨。

為什麼很少處罰消費者和接收者

我們在罵說某某某應該被繩之以法時,通常講的是資訊的生產者、傳送者,卻很少人關注消費者、接收者,但傷害無疑是雙方共同促成的。小玉製作Deepfake的A片販售,如果沒有需求,沒有人向小玉購買,難道他自唱獨腳戲能夠有多少影響?我們之所以很少想到處罰消費者,可能是基於務實的原因,消費者人數太多了,根本抓不勝抓。往壞處想,只要需求始終存在,小玉2.0、3.0可能層出不窮,我們甚至可以猜測,小玉恐怕只是冰山一角。

承認法律的限制

民眾遇到看不順眼的問題,第一時間就是訴求政府出手改善,而政治人物為了討好民心,往往必須高呼立法,藉此交差了事。至於法律實施之後的效果如何,大概沒什麼人關心了。

一個類似的案例是,臺北市接獲家長反映,為了解決公園內盪鞦韆不足的問題,竟想出「三分鐘計時器」的辦法,雖非像法律一般,強制三分鐘必得換人,但也有幾分這樣的色彩。一來,計時器暴露在風吹日曬雨打之下,恐怕壽命短暫,造成公帑浪費。二來,許多人也批評,盪鞦韆讓位是小孩之間彼此要學習溝通的事,道德習慣的養成,並非靠規定就能達成。三來,盪鞦韆是個人自由,過多的管制,不但侵害自由,其管制效果也可能不彰,還導致原來的秩序被破壞。

因此,我們不得不承認,法律和現實經常是兩個世界,不是說法律告訴你不能酒駕,現實世界就從此沒有人酒駕。法律有其侷限,並非所有事情都能有法律解決。我們的社會,往往在發生如臺鐵翻車、城中城大火、Deepfake色情影片等重大事件後,才思考對症下藥,不但視野經常侷限於個案本身,而且忽略法律非萬能的這個事實,好像只要立法管制,問題就消失不見。

本文肯定林昶佐委員侵害性隱私的修法提案,但也呼籲所有政治人物及社會大眾,應該更全面的思考法律對於社會的意義,而非將法律當成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的工具而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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